共享與協同經濟

資料來源：《趨勢2030》(西)莫洛· F. 紀廉(Mauro F. Guillén)著，

曹博文譯，中信出版社，2022。

有一種打工人，他是訓練有素的工程師，沒有朝九晚五的工作也沒有車，他利用「跑腿兔(Task Rabbit)」這樣的數字協作平台，挑選世界各地公司發布的任務來打零工。一旦他又快又準確的完成工作，就能得到相應的收人，像這樣專注於認知性的工作，未來將會越來越多。到2030年，我們可以共享的東西幾乎是不可計數的，這種合作經濟的規模和影響將不可限量。

「愛彼迎(Airbnb)」在2007年面世，他們的三位創業者觀察到一個獨特的機會，推廣他們提供的服務。也就是人們可以提供家裡可用的房間，接待有需求的旅行者，他們提供了一種機制，讓潛在的客人與潛在的主人取得聯繫，剛好配合當時蘋果的應用(app)上線和谷歌的地圖工具，把這些元素整合在同一個平台上。如今，愛彼迎擁有400多萬套房源，分布於191個國家的65,000個城鎮市。此一巨大的市場浪潮，是由移動技術和人們對旅行和體驗的代際轉變交叉推動的，愛彼迎作為一個雙向平台，將年輕的旅行者和老年的房主聚集在一起。這是橫向思維的絕佳案例，它正在改變經濟和我們的行為習慣。

共享資產和協同消費並不是前所未有的，在有記載的歷史中，約90%的時間裡，人類是在沒有私有財產的情況下生存下來的，而且還繁榮昌盛。農業的出現將人類的集體力量提高了幾個數量級，然而，它並不一定會改善個人的命運。總體來說，農民的飲食通常比採獵者差，人類力量的巨大提升並沒有與人類幸福感同等提升。有一些地區的人們現在也不見得支持個人財產，反而支持共享牧場。

現在的年輕人正在放棄擁有個人財產，他們更願意花錢使用別人的財產。他們以合作的方式看待財產，甚至一些最私密的財產，也會為了互利互惠而與他人分享。共享的影響才剛剛開始，到2030年，我們近一半的消費將以協同或共享的形式呈現，包括汽車、住宅、辦公室、小玩意兒和各種個人物品，共享將成為一種時尚。

至少在所謂的自由世界裡，「財產制度」被視為理所當然。整個經濟部門都致力於確保我們獲得、持有和受益於財產，大部分法律體系都是關於財產保護的。共產主義先驅馬克思就提倡廢除私有財產，以此作為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方法。私有財產長期以來一直是社會等級制度的支柱，是造成不平等的最重要因素，也是各種犯罪尤其是戰爭背後的動機。而產權是市場經濟和經濟交換的基礎，房屋抵押貸款就像蘋果派一樣是典型的美國事物。拿破倫就曾說英國是一個由房屋屋主組成的國家。今天，我們仍在根據人們財產的擁有或匱乏來定義社會階級，進而定義其成就與幸福程度。科技引領了一個新的，由生活方式而非財產來定義的類別 --- 共享類，背後的推手正是技術和不斷變化的文化價值觀。共享房屋和共享汽車等共享經濟，其實只是更廣泛協同經濟的一部分，它還包括對等借貸、眾籌、眾包、轉售、協同辦公、協同自由職業及其他在線合作方式。在此系統之內是根據自己的時間表賺錢，而不是通過職業晉升。也因為有這些平台和背後的算法數據處理系統，降低了交易成本，使得合作變成方便和實惠。

創立於2009年的WhatsApp，員工不到60人，卻被臉書於2014年斥資190億美元收購，因為它擁有15億的用戶群。人們喜歡相互聯繫在一起，越緊密感覺越好，生活就更豐富。當網路對參與者的價值，隨著參與者數量的增加而增加時，就會產生「網絡(路)效應」。電話就是一個平台，是網絡效應很好的例子，當接入電話網的人越多時，自己的電話就越有用，因為可以連絡更多的人。然而，電話只是單向網絡，用戶只能撥打和接聽，當一組參與者的增加會增加另一組參與者的價值時，就會產生雙邊網絡效應。許多類型的企業都受益於所謂的網絡效應，協同經濟就是一種雙邊網絡效應。在愛彼迎上展示自己的房間、公寓或住宅的人越多，就會有越多的客人湧向該平台，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，反之亦然。

到2030年，關鍵問題將不再是網絡效應是否主導經濟，而是哪種類型的網絡效應會優先。一個重要的維度是視網絡效應，是在地方、國家、區域還是全球層面運作。也不是所有的網絡效應都需要全球性的，例如：叫車訂餐服務、休閒約會平台本地網絡效應才是重點；相親應用大多是全國性的；在一些大國中大多的需求是國內旅遊…。共享和協同經濟正在造就截然不同的消費者和勞動者。

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號召工人階級團結起來，推翻已有的秩序，改變自己的命運。共享階層的崛起是緩解還是加劇了不平等？有一派人指出零工的工作有損人格、報酬也低，它導致企業削減全職員工轉而委外代工、聘用臨時工、派遣工，似乎把我們帶回到大多數工人都是「勞務經紀人」的時代。另一派人則發現，細分市場更有可能有利於消費者，尤其是低收入者，例和，可能從買房轉向租房、提供了更高水平的同輩市場需求，享有更高水平的剩餘收益。簡而言之，共享經濟最有潛力，幫助經濟上處於不利地位的消費者(需求方)和工作者(供應方)。然而，也有證據表明，對大多數情況，在零工經濟中賺到錢的只是補充性收入，而不是維持生計的主要來源。結果是，具有技能的人獲得了補充性收入，而技能不足的人則看到他們的傳統領域被應用程序侵占，收入不平等將更加嚴重。

來自零工經濟(Gig Economy)的另一個不平等因素與這樣一個事實有關：賺錢是需要本錢的。在愛彼迎上做房東可以成為收入的主要來源，但前提是你先要有房產。想賺點外快的願望也與一些良性因素有關，許多人認為他們所做的工作「技術先進，是一件新奇且酷炫的事」或他們是在做環保、建立社會聯繫、幫助他人或促進文化交流的事。現在的趨勢是更多的關注時間和經歷，強調的是生活質量，而不是物質數量。

隨著雙邊平台的繼續擴張，2030年的勞動市場可能會有很大的不同，對某些人擁有他人所渴望的東西，或有些人有錢而其他人有時間這一事實的有效回應。

如果說共享工作平台正在改變勞動力市場，那麼眾包和眾籌則正在改變政治競選。2008年歐巴馬競選時就有效利用了這些新工具，募集了數百萬志願者，他在社交媒體MySpace和推特上的粉絲均遠超過他的對手，從400萬捐䁬者到8億美元眾籌，還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，提高了民眾的政治參與度。可是在2016年的大選中，通過操縱無處不在的社交網絡，帶來的確是「假新聞」。

共享階層的崛起可能引發的另一個劃時代的政治變化是：更多的人可能不會退休或不完全退休，尤其是在彈性職業領域。在政治行為方面，他們比其他年齡段的人更有可能去投票。好的一面是，零工經濟在預期壽命增長和養老金體系面臨的壓力方面，可能會起到一些緩解作用。他們可能會對社會上的主要問題如歧視、薪酬平等、養老金和社會安全網持有不同看法。到超過一半的勞動力由零工工作者組成時，全球的政治前景就會大不相同了！

共享經濟備受爭議的一個原因是，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監管，由於深具創造性，現在的法規跟不上。以成立於2009年的優步(Uber)來說，它試圖在每個地區創造一個臨界數量的司機群體，向他們承諾可以在無窮盡的出行需求中接到訂單，乘客也可享受隨叫隨到的車輛和低廉的服務價格，評級系統則保證了透明度。然而，城市中合法的有執照出租車司機當然會強烈反對，優步最知名的做法，是完全無視什麼許可證的要求，在取締壓力下不得不同意接受監管或限制，或把規模發展成「大到無法禁止」。優步證明了在給定的市場流動性中增加大量乘客和司機，出租車車費可以更便宜，同時司機可以賺得更多。2017年，倫敦決定禁止優步，幾天後，近80萬人簽署了一份支持優步的請願書，監管機構別無選擇，只能允許優步繼續運營，等到將來的上訴得到解決。優步打的賭就是，如果它被禁止，司機和乘客會來救它。優步已經變得太大，無法被禁止。優步還聲稱，由於它的存在，酒後駕車率正在下降。它等於是在培養選民，使自己能在政治鬥爭中倖存下來。由此，我們知道，共享經濟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地方在於：它顛覆了社會經濟角色和關係，通過橫向思維，將一切整合在一起。

當然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優有弊的。以網約車平台來說，它難道不是一個典型的「公地悲劇」？一座城市的交通容量是有限的，共享車輛導致了跑在路上的車流量增多，使得道路過載擁堵、空氣污染、工資降低、司機的服務品質下降…，反而減少了對公共交通的依賴、並使汽車折舊得更快、網約車是否會對社會帶來淨效益，這點也並不明確。

協同經濟通過模糊工作和辦公室、所有權和使用權等概念，創造了一個新的現實。在網路化的社會，共享意味著曾經的工作，現在被分解成不同的任務，這些任務可由不同的人在家裡完成、或者使用在不同時間容納不同員工的辦公空間。房產失去了它的部分意義，因為靈活性降低了成本，新的文化不再是擁有，而是享受和體驗。這些變化與人口結構和技術的巨大變化吻合，潛在地創造了社會秩序大規模變革的到來。